2015年9月13日 星期日

[專訪節錄]為什麼不可以講髒話?一個歷史老師:誠實與孩子討論所有的「不可以」,就是教育

下午2:47

轉錄自《商業週刊》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KBlogArticle.aspx?ID=13730&path=f&pnumber=1

撰文者:黃士誠

身為高中老師的你,正在黑板上寫重點摘要,回頭一看,有個同學趴在桌上,睡得正熟––又是他!不曉得第幾次了!
你會怎麼做?
「都高中了,隨他去吧,自己的行為自己負責。」
「白目嘛!那麼多次了!一定要抓他去學務處!」
你是哪一派?
誠實討論小事,培養師生默契
台中市嶺東高中的歷史老師陳燕琪,不屬於上面任何一派。「我會一直叫醒他們。」她說:「我會告訴課堂上睡覺的學生:我要一直叫你,要確定你是身體不舒服?或只是很睏?如果不舒服,快去保健室;如果很睏,那就睡一下,我覺得差不多了就會再叫你。」
那學生不就天天上課睡覺?陳燕琪回應:「通常學生最多只要被叫一次段考的時間,一個月左右,以後上課就會抬頭看我了。」看妳?也不見得是專心上課吧?有什麼用?
「從睡覺到抬頭看老師,已經進步很多了,應該先肯定他吧?」陳燕琪頓了一下,這才說:「我不知道那些說學生『白目』、不理老師的人花了多少時間啦。跟學生培養默契,本來就要花時間。」
要多久?以陳燕琪的經驗,有時要花一年,而通常要一學期。這麼長的時間,要做什麼來「培養默契」?她說:「跟學生討論各種事,就是在培養默契。」有時,討論的不過是小事。
例如:上課不能轉筆,原因何在?「通常都說因為『會影響別人』吧?」陳燕琪笑笑:「要對學生誠實。真的是影響『別人』嗎?不是老師自己在意嗎?如果是,就誠實地告訴學生:你轉筆,我會分心,請你幫忙。當然,如果真的只是怕影響別的同學,也可以直接跟學生說。」
再例如:不能講髒話,理由在哪?陳燕琪會仔細跟學生談髒話當中的父權思想、威權心態。一如她所言:「學生常常不懂髒話的意思,只是從大人那邊學到而已。好好跟他談,就算他不能馬上改掉講髒話的習慣,但他會知道:你在意這件事、這件事為什麼是不尊重人,至少在你的課堂上會少說。」
一次次談論彼此對各種事情的想法,師生的互動模式就慢慢成形,課堂的默契就是這麼來的。
不再體罰,是因為一段心痛的回憶
看樣子,陳燕琪就是那種「很人本」、不打不罵的老師。事實上,她在台大歷史系讀書時,的確修過人本董事長史英的課。
「史老師在教育學程中心開的課,會談『以人為本』。但我總想:這種理念在教學現場能成功嗎?要打個問號吧?」
幾年後,她第一次執教鞭,也真的揮到學生身上。「第一次找到教職沒多久,我就打了學生。」對她而言,那是個心痛的記憶。
那是學期初,她任教的班級因故換了導師;原本的導師很受歡迎,因此同學們心情都不太好。有個學生開學後沒多久,就出現從沒有過的各種行為問題:不愛上課、抽菸…終於有一次,在他又被抓到抽菸後,陳燕琪忍不住打了他。「我很心痛,他為什麼要放棄學習呢?他本來不是這樣的。所以就動手了。」
「事後,我問自己:打了之後,他看起來順從了,但問題解決了嗎?如果說打他是為他好,那為什麼『為他好』不是替他解決問題?他一定很愛本來的導師吧?導師離開,對他的打擊很大吧?他需要的是幫忙,不是處罰吧?我有幫他嗎?」一連串的自問,讓他的心,比發現學生放棄自己時更痛了。
後來,陳燕琪跟這位學生談了導師的事,陪他慢慢走過低潮。再後來,陳燕琪決定不再體罰學生。「當然,我可以不體罰學生,是因為我跟他們關係好、有默契。要跟學生關係好,其實不需要『用力』,不需要記過、打人,讓他們聽你的。」她說:「那麼用力,學生很容易覺得你是為了自己工作方便才處罰他;而那樣的老師,通常是在想:不打也可以啊,那學生出了事,就別來找我。這一來,師生關係會好嗎?」
她講起台大教育學程的「教育概論」課:「第一堂課,老師跟我們談『什麼是教育』,那時候我才知道,在中文裡,『教』是『攴』部,就是一隻手拿著樹枝打人;『育』的上面是個倒過來的小孩,就是說小孩的行為都是倒錯的,要讓他改正。不改正怎麼辦?打。 中文『教育』兩個字的源頭,讓我知道為什麼我們老是說打是為你好。在西方,education是引導,是為未來做準備,而不是『為你好』。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顛覆。」
中文世界的「教育」,從一開始就有包含威權,難怪打罵一直存在、難怪我們不習慣課堂討論、難怪我們不教如何思考對錯––服從就是了,何必討論?有權者說了算,何必思辨是非?進一步,在權威之下,犯錯既然意謂著懲處,人們怎麼能誠實面對錯誤,而後討論錯誤?「追求和諧」於是成了許多人的反射動作。
學歷史,是在討論人和社會的關係
小學時質疑和諧、大學時體悟權威,陳燕琪一路走來;走進自己的課堂,她當然盡力避免權威、也要挑戰和諧。
「我的課堂上,學生對我講的、對課本寫的有疑問,隨時可以發言。學生會質疑我或彼此質疑,但我們會討論;他不一定會同意我,可是我們會知道彼此的想法。」
「就像每次談到廢死和同志婚姻,學生們一定兩邊會各執一詞,沒辦法彼此同意。但那也沒關係,不一定有結論,不用非得『求同』不可。」
「這個過程,一次又一次,就會形成一種能力,就是歷史課要帶給學生的能力。」具體來說,那是什麼能力?
「是同情理解的能力,也是思辨思考的能力。你無法直接接觸歷史人物,所以得設身處地去想:那個人在那個時候,遇到那種事,為什麼做了那個決定?到最後,你會知道學歷史就是在討論人和社會的關係、和國家的關係––人面對社會的壓力、國家的壓迫,可以怎麼做?」
歷史人物面對國家壓力,決定各有不同。而陳燕琪面對國家壓力,也做出了自己的決定––在反課綱行動中,她堅定地站在教育部的對立面。在她看來,教育部的錯誤很明顯:「他們說要新舊課綱並行,說是兩種史觀。就算是好了,但無論什麼史觀都要符合事實吧?你說歷史事實很難講,那至少該符合最新的學術研究吧?光從學術研究來看,課綱裡有很多地方是有爭議的,這已經是社會共識了。面對高度爭議,教育部應該更審慎,而不是說要並行、迴避問題!」
不迴避、不求和諧、不順服權威。從歷史與教育的省思中,陳燕琪學到了這些;而如今,她正用行動來展現這一切。
考量篇幅,本文有部份刪減,原文請讀《人本教育札記》第3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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