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0.09 中國時報
日前，公視播了一部紀錄片，「夏夏的聯絡簿」，希望透過夏夏這位在國小擔任實習老師的眼中所看到的教育現場，來探討實習老師在學校所面臨的實習困境以及台灣教育環境所瀰漫的好大喜功、管教規訓等問題。然而影片播畢至今，觀眾在公視網站上的討論卻呈現多樣的解讀聲音。
從部分觀眾的回應中，似乎仍把校長老師當作是孔夫子的影子化身，是不太能批評的；因為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不是嗎？有人總是可以找到「為學生好」的理由，合理化「非教育」的行為。另一方面，影片當中所呈現出來的校長與老師們之作為，也讓我們彷彿看到了在過去回憶中，那一幕幕荒腔走板的台灣教育景象正上映在現今的孩子身上。
我們能體會導演面對現實的學校生態和教育現場時，以一種「回歸教育」的期待做為後設的呢喃，貫穿影片；這樣的投射手法，在公視之前所播映的「魔鏡」與「吶喊」兩部紀錄片之中也同樣出現。
但是我們更發現：紀錄片的內容反映出來更多的「問題」（包括影像再現與性別偏見等問題）值得批判，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們希望藉著這次的討論氛圍來跟觀眾、導演以及所有關心台灣教育改革議題的朋友們做個對話。
大家都在憂心教育改革，都在感慨現在的學生或老師跟從前大不相同，但是憂心與感嘆其實無濟於事，誠懇發出聲音、積極採取行動，每一個人都可以是教改路上那個點燈照路者，所以關心教改議題的朋友們，對於最近幾部公視所推出的紀錄片也就寄望甚高。
但是鏡頭的濃縮比文字對脈絡的抽離，震撼更大！透過影像來講故事，選擇的事件與片段建構出一種「真實」，敘事的結構和導演選擇出來的受訪者的聲音，使得和實習老師相關的實習問題並沒有被深入地探討，反而是譴責女性校長的領導風格與形式作風的片段喧賓奪主，成為影片觀後的主要印象了。
由於校長強勢，自然成為片中的主角，焦點似乎也放在她身上，這是說故事比較容易的方式，簡單的好壞分類好像比較能夠產生回應或共鳴。但過程中，重要的結構面向（如教育體制的問題）可能被忽略了。
我們似乎總是想找出幕後的兇手，然後痛快地給她一刀了事，卻忘了校長可能也只是教育問題中的代罪羔羊，更何況身為少數的幾位女校長，這部片會不會帶給人一種感覺，女校長總是感情用事缺乏理性？會不會讓有些觀眾看了片子之後得到一個結論是：女校長靠著逢迎拍馬升官、女校長根本不懂得領導，甚至根本就不適合有女校長出現。
對於片中的校長，她的教育理念或辦學相關的行事作風我們當然可以討論或批評，但需要如此將她遊街示眾嗎？這樣的作法是否給了她改變的空間呢？探討教改的問題，仍要由女性教育工作者來當祭品嗎？如果剪輯或拍攝時，如果有多一些性別意識，可以呈現出「女校長」在教育體制的既有結構中，如何和一般男校長「沒兩樣的」「積極」表現；如果導演也願意將鏡頭帶到其他實習老師所處的教育現場，也許只要是三分鐘的鏡頭，讓觀眾有機會看看另一個男校長領導的教育團隊，也是如此一般，或許會是較公允的平衡報導與忠實記錄。
或是我們也可以探問：為什麼實習制度沒有個較好的規準來加強師資培育的「最後一哩」？「夏夏的聯絡簿」片中對於實習制度的探討其實只是輕描淡寫而已，有不少學生因此得了憂鬱症或中途打退堂鼓，退出教育工作行列，若是導演能找到這些例子，片中能呈現的，應該就不只是一些情緒化的回應。整體而言，實習老師的聲音在片中微弱的呈現，跟他們在現實校園中的處境並無二致。
最後，我們要說的是：學校一直被當作展演的舞台，過去的和現在似乎沒有什麼不一樣。過去是為了忠黨愛國，現在是透過創意來取得資源，希望被封為標竿；而校長就是扮演這個守門員的角色，把權力的運作變得比較柔軟一些而已。
老師的反彈，也不盡然是貼近教育的，可能只是不滿校長的領導方式，不見得有什麼深刻的反思或對教育有什麼不一樣的想像，進一步用來抗拒體制的霸權。
現在學校各種大型活動的展演意義雖有不同，但形式和以前很接近，那又是為什麼？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教育不能回歸教育呢？為什麼公眾需要各種形式的展現：慶祝活動、分數排名、學校特色等來表現學校（校長）在辦教育呢？校長、老師、家長為什麼還是照著單一劇本演出呢？若連創意也是一種制式，我們還能期待什麼呢？
（楊嘉宏為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理事；陳佩英為華梵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女學會理事；游美惠為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所副教授兼所長）
Written by 台大教育學程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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