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者：黃士誠
身為高中老師的你，正在黑板上寫重點摘要，回頭一看，有個同學趴在桌上，睡得正熟––又是他！不曉得第幾次了！
你會怎麼做？
「都高中了，隨他去吧，自己的行為自己負責。」
「白目嘛！那麼多次了！一定要抓他去學務處！」
「白目嘛！那麼多次了！一定要抓他去學務處！」
你是哪一派？
誠實討論小事，培養師生默契
台中市嶺東高中的歷史老師陳燕琪，不屬於上面任何一派。「我會一直叫醒他們。」她說：「我會告訴課堂上睡覺的學生：我要一直叫你，要確定你是身體不舒服？或只是很睏？如果不舒服，快去保健室；如果很睏，那就睡一下，我覺得差不多了就會再叫你。」
那學生不就天天上課睡覺？陳燕琪回應：「通常學生最多只要被叫一次段考的時間，一個月左右，以後上課就會抬頭看我了。」看妳？也不見得是專心上課吧？有什麼用？
「從睡覺到抬頭看老師，已經進步很多了，應該先肯定他吧？」陳燕琪頓了一下，這才說：「我不知道那些說學生『白目』、不理老師的人花了多少時間啦。跟學生培養默契，本來就要花時間。」
要多久？以陳燕琪的經驗，有時要花一年，而通常要一學期。這麼長的時間，要做什麼來「培養默契」？她說：「跟學生討論各種事，就是在培養默契。」有時，討論的不過是小事。
例如：上課不能轉筆，原因何在？「通常都說因為『會影響別人』吧？」陳燕琪笑笑：「要對學生誠實。真的是影響『別人』嗎？不是老師自己在意嗎？如果是，就誠實地告訴學生：你轉筆，我會分心，請你幫忙。當然，如果真的只是怕影響別的同學，也可以直接跟學生說。」
再例如：不能講髒話，理由在哪？陳燕琪會仔細跟學生談髒話當中的父權思想、威權心態。一如她所言：「學生常常不懂髒話的意思，只是從大人那邊學到而已。好好跟他談，就算他不能馬上改掉講髒話的習慣，但他會知道：你在意這件事、這件事為什麼是不尊重人，至少在你的課堂上會少說。」
一次次談論彼此對各種事情的想法，師生的互動模式就慢慢成形，課堂的默契就是這麼來的。
不再體罰，是因為一段心痛的回憶
看樣子，陳燕琪就是那種「很人本」、不打不罵的老師。事實上，她在台大歷史系讀書時，的確修過人本董事長史英的課。
「史老師在教育學程中心開的課，會談『以人為本』。但我總想：這種理念在教學現場能成功嗎？要打個問號吧？」
幾年後，她第一次執教鞭，也真的揮到學生身上。「第一次找到教職沒多久，我就打了學生。」對她而言，那是個心痛的記憶。
那是學期初，她任教的班級因故換了導師；原本的導師很受歡迎，因此同學們心情都不太好。有個學生開學後沒多久，就出現從沒有過的各種行為問題：不愛上課、抽菸…終於有一次，在他又被抓到抽菸後，陳燕琪忍不住打了他。「我很心痛，他為什麼要放棄學習呢？他本來不是這樣的。所以就動手了。」
「事後，我問自己：打了之後，他看起來順從了，但問題解決了嗎？如果說打他是為他好，那為什麼『為他好』不是替他解決問題？他一定很愛本來的導師吧？導師離開，對他的打擊很大吧？他需要的是幫忙，不是處罰吧？我有幫他嗎？」一連串的自問，讓他的心，比發現學生放棄自己時更痛了。
後來，陳燕琪跟這位學生談了導師的事，陪他慢慢走過低潮。再後來，陳燕琪決定不再體罰學生。「當然，我可以不體罰學生，是因為我跟他們關係好、有默契。要跟學生關係好，其實不需要『用力』，不需要記過、打人，讓他們聽你的。」她說：「那麼用力，學生很容易覺得你是為了自己工作方便才處罰他；而那樣的老師，通常是在想：不打也可以啊，那學生出了事，就別來找我。這一來，師生關係會好嗎？」
她講起台大教育學程的「教育概論」課：「第一堂課，老師跟我們談『什麼是教育』，那時候我才知道，在中文裡，『教』是『攴』部，就是一隻手拿著樹枝打人；『育』的上面是個倒過來的小孩，就是說小孩的行為都是倒錯的，要讓他改正。不改正怎麼辦？打。 中文『教育』兩個字的源頭，讓我知道為什麼我們老是說打是為你好。在西方，education是引導，是為未來做準備，而不是『為你好』。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顛覆。」
中文世界的「教育」，從一開始就有包含威權，難怪打罵一直存在、難怪我們不習慣課堂討論、難怪我們不教如何思考對錯––服從就是了，何必討論？有權者說了算，何必思辨是非？進一步，在權威之下，犯錯既然意謂著懲處，人們怎麼能誠實面對錯誤，而後討論錯誤？「追求和諧」於是成了許多人的反射動作。
學歷史，是在討論人和社會的關係
小學時質疑和諧、大學時體悟權威，陳燕琪一路走來；走進自己的課堂，她當然盡力避免權威、也要挑戰和諧。
「我的課堂上，學生對我講的、對課本寫的有疑問，隨時可以發言。學生會質疑我或彼此質疑，但我們會討論；他不一定會同意我，可是我們會知道彼此的想法。」
「就像每次談到廢死和同志婚姻，學生們一定兩邊會各執一詞，沒辦法彼此同意。但那也沒關係，不一定有結論，不用非得『求同』不可。」
「這個過程，一次又一次，就會形成一種能力，就是歷史課要帶給學生的能力。」具體來說，那是什麼能力？
「是同情理解的能力，也是思辨思考的能力。你無法直接接觸歷史人物，所以得設身處地去想：那個人在那個時候，遇到那種事，為什麼做了那個決定？到最後，你會知道學歷史就是在討論人和社會的關係、和國家的關係––人面對社會的壓力、國家的壓迫，可以怎麼做？」
歷史人物面對國家壓力，決定各有不同。而陳燕琪面對國家壓力，也做出了自己的決定––在反課綱行動中，她堅定地站在教育部的對立面。在她看來，教育部的錯誤很明顯：「他們說要新舊課綱並行，說是兩種史觀。就算是好了，但無論什麼史觀都要符合事實吧？你說歷史事實很難講，那至少該符合最新的學術研究吧？光從學術研究來看，課綱裡有很多地方是有爭議的，這已經是社會共識了。面對高度爭議，教育部應該更審慎，而不是說要並行、迴避問題！」
不迴避、不求和諧、不順服權威。從歷史與教育的省思中，陳燕琪學到了這些；而如今，她正用行動來展現這一切。
考量篇幅，本文有部份刪減，原文請讀《人本教育札記》第315期
Written by 台大教育學程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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