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7日 星期二

[史懷哲計畫]總召的熱血心得文~~

作者:李怡慧,現就讀台大中文系,第七屆史懷哲計畫暨第一屆深坑營總召

◎為什麼參加營隊?
    「為什麼接營隊呢?」不管是自己還是身邊的人都好奇地問過。
下營後零星地和雅柔、苡粧討論過當初我們為什麼接下這屆的召部。其實有點模糊了,但依稀記得那種「想試試」的感覺。因為好歹參加到了第三年算是半生不熟的屁股,因為好像還沒有其他人表示接下的意願(?),因為想讓一個營隊有一點自己想像中的樣子,因為覺得苡粧和雅柔會是很棒的副召,因為……
對於「總召」和「史懷哲營」的印象是從亞茜開始的。還記得第一次接觸懷哲營(前幾屆在三芝國中舉辦,直接稱為「三芝營」),是因為跟那年的總召亞茜某堂課同組,當時亞茜還正在尋找科負責人,剛好國文科有缺,在亞茜的親切和胸有成竹的氣勢下參加了史懷哲營。下一年超然獨立的總召偉帆,則在主要幹部短缺的限制下,辛苦地一手包辦過程中的大小事,跨足本應由財務、課務副召們處理的各範圍,營隊的整體氛圍,各項規定較寬鬆,但時程的掌握與叮嚀仍按部就班地傳達給全員。
「下一屆的營隊會是什麼樣子?」在二度參加史懷哲營的尾聲,這個念頭一閃而過,對從沒接過主要幹部、更鮮少參與營隊的我來說,要做為一個總召還是太嫩了。
在三芝營的最後那週,落腳的民宿房間裡,各科混宿讓我們多了認識其他的成員的機會,一起討論教案或教學、一起崩潰備課一起討論教案或教學、一起崩潰備課、一起瘋玩桌遊、一起看海看夕陽。這也讓苡粧和雅柔有一起趴在木頭貼皮的地板上,看著螢幕窸窸窣窣討論課表怎麼安排更完美的機會──當時抱著筆電,心想如果細心周到的雅柔當課務副召,邏輯清楚又超會文書處理的苡粧(還是自然組的感覺管錢超精明有條理啊哈哈!)接財務副召,再加上兩人對教學的理想和各自的堅持,這樣的副召一定是完美組合。一直到在二活魯山人的慶功宴時,這個想法才鑽了出來。
「因為覺得怡慧當總召的話會想幫忙。」印象中雅柔這麼說,而苡粧附和了一句。那瞬間有種被信任的感覺,不禁考慮起接下總召這件事。營期結束時聊起最開始,才發現原來我們都是因著對方才加入召部。不過就像這屆結束後雅柔說的,我們當時其實也還不清楚實際上一個召部會有多少工作量、具體的困難何在,每一件事的細節都離我們太遠,憑著一股熱血和傻勁就真的接下來了(雅柔後來說她接下副召後猛然發現自己該準備考試就有點後悔QQ)。隨著越來越靠進營期,累積的壓力越來越大,營前營中曾有摩擦,也曾很質疑自己當初接下召部到底是不是不自量力的決定。但後來雅柔告訴我,其實真正需要的也並不一定是各方面都超適合的那個人,能好好堅持著完成就是足夠的。

◎溝通技能level up & 特教初體驗
這屆是第一次在深坑國中舉辦的史懷哲營,以往建立好的合作經驗大多要砍掉重練。有好多事情要熟悉、詢問和溝通。因為有苡粧跟雅柔的照應,在營期中仍有上臺的機會。除了一定有收穫的「實戰演練」,這次的營隊,為我增加兩個特別的經驗。
第一個就是人際溝通和應對進退的細節。除了和同伴共事的經驗,因為換到新學校,一切合作的默契都尚未建立,和老師、校方信息來回更加頻繁、溝通的事項也變得更多更雜更細,也在過程中發現有許多的眉角要留心。這些都讓我更了解當面溝通、電話聯絡、信件往返間的差別和不同單位的慣性,也在擔任幹部、做事的過程中更了解自己個性的弱點和強項。
第二個,也是最難得的,是直接接觸到特殊生。這次營隊雖因為首次舉辦,參加的學生人數很少,四個班總共不滿60人,但在這之中卻有至少34位亞斯伯格或兼過動傾向的小孩,也有視障生;校長說今年特殊生的比例高很多,預計全校一百名左右的新生中有十多位是已經通報的特殊生。對大多數只在特殊教育課堂上學過基本特教知識的我們來說,要直接和特殊生接觸,必然感到壓力和焦慮(尤其對這一屆的帶到兩位特殊生的實習導師宛庭和國峯而言)。幸好深中的輔導主任很熱心、親切,給我們不少相關的資訊和建議,主任放手讓我們嘗試,也告訴我們有什麼狀況都隨時可以打給她。
亞斯伯格的小孩容易對其他人的情緒或言與產生誤解,如果受到情緒刺激,變容易一時失去理智,像個小火山一樣地爆發──火山爆發時,輕則語言攻擊、重則出手打人或摔打物品。這次營隊,一方面有主任告訴我們可以怎麼處理和協助這樣的小孩,一方面還有心理所背景的立宇幫忙,告訴大家怎麼對待、怎麼安撫暴走中的小獸。立宇說,其實自己更喜歡這樣的孩子,因為他們很直接,喜怒哀樂都寫在臉上,不會有心計,說自己不生氣了就是真的不生氣。善體人意的筱晴也總是協助導師安撫那位小孩,記得有一次,小野獸爆發得相當厲害,以往由導師從後方抱住他的方法不管用了,大家把他帶到舒適的圖書館,暫時離開衝突情境。小野獸在沙發上,不斷掙扎想站起來回到教室,傷害那位惹毛自己的同學。因為擔心他傷害自己和別人,導師國峯緊緊抱住他。因為憤怒情緒高漲,小野獸不想抓傷老師,轉而去用力抓著自己所坐的沙發。筱晴半跪半蹲在地上、平視著小孩,用溫和的語調安撫他;同時也是安撫國峯,請他放鬆抱住小孩的力道,讓小孩的抵抗一起變小。筱晴說,我們常常會不讓他在生氣時抓握、捶打物品來發洩,但這樣一來他的情緒無法宣洩(因為他還不會別的方法),所以筱晴讓這個孩子用盡全力抓住沙發,情緒宣洩了,才能慢慢緩和。
這些都讓我印象深刻。也因為聽到立宇和筱晴的話,面對小野獸的心情也比較穩定,能冷靜觀察孩子,發現他並不想傷害到無辜(當下他想傷害的對象以外)的導師和其他來幫忙的老師,只是有時候沒發現其他人也被傷害。所以我們試著讓小野獸發現「國峯老師」被自己抓傷的手臂,和「筱晴老師」因為要關心自己、等自己不生氣才肯站起來而(讓舊傷)疼痛的膝蓋。小野獸顯得有點詫異和驚訝,也開始好好冷靜下來。
主任告訴我們,未來的特殊生只會多,不會少。乍聽實在棘手,但主任說,她覺得這其實是件好事:以往特殊生比例低,可能並不是真的沒有特殊生,而是未能完整通報;現在有更完整的特殊生名單,我們能據此給予每位學生更適合的教導。

這次營隊難得地參與了特殊生的班級經營,也從夥伴的身上學到一點安撫亞斯小野獸的技巧;了解了這樣的小孩可能帶來的班經狀況,也看到了他的可愛和直率。更透過和主任、師長的對話過程,得到從沒想過的觀念。不論過程中有怎麼樣的波瀾,回顧起來都是非常寶貴的收穫、也是很棒的回憶,如果能重新選擇一次,我想自己一定會更篤定的接下這樣的任務。相信不論過了多久,都還會懷念從籌備期到下營後這段時光的點滴,也仍會同樣珍惜這樣難得的機會和相處!

2015年11月13日 星期五

【行政荒】老師,你為什麼不肯擔任行政?

轉載於《翻轉教育》http://flipedu.parenting.com.tw/blog-detail?id=1883
作者:楊恩慈(彰化縣三民國小校長)
 
今年暑假,中小學最熱門的話題,就是學校行政人員「大逃亡」!台南市共有38位校長退休、校長找不到人擔任主任、組長,有人歸因為誘因不足、有人認為是校長領導問題、有人認為是行政工作過於繁重,導致老師不願意跳入「行政火坑」。以上這三個原因,個人覺得「第三個」是老師視行政工作為畏途的主因。
 
特別是出現了「教育部統合視導」之後,「學校行政」從此成為水深火熱之地,老師們避之唯恐不及。適逢教育部提出「行政業務減量」的想法,提出「105年中央統合視導指標將再精簡30%,另請地方政府督導學校之指標,將朝分年分期方式辦理,並落實當年度訪視績優縣市,次年度可免接受訪評之機制。此外,刪除未能凸顯政策目標之指標,並簡化指標所需提供資料內容,又已建立管考機制之業務項目,不再納入年度統合視導指標項目,另為避免重覆考核,應盤整雷同之訪視評鑑項目。」
 
但是,教育部可能不是很了解學校到底為了統合視導付出了多少時間精神,因此,個人將104年「教育部統合視導」表格全部下載下來,然後配合小學現場實況,整理出表格(見照片),表格內的都是「各校都逃不掉」的項目,不包括個別學校承辦或協助各縣市教育局處的「特別業務」。讓社會大眾具體的「感受」一下「教育部統合視導」的「威力」。
 
簡單來說,學校配合「教育部統合視導」必須繳交或準備「應付」各縣市教育局處的「成果」分為以下幾類:
 
1.  宣導成果照片:這是最簡單的,大概就是一兩張A4紙上貼四到八張照片,如果看到「長官」要的是這一種成果,學校行政人員都會「感動」得想要大呼「長官英明」、「謝主隆恩」!
 
2.  不必「實地訪視」的評鑑訪視資料:依據指標來準備,大多需要計畫、因應的成果照片、其他佐證資料(學習單、學生作品等),要準備這種評鑑資料,大概需要工作40-60個小時。
 
3.  到校「實地訪視」的評鑑訪視資料:除了依據指標來準備(一個指標至少準備一個資料夾,傳說中出現在評鑑會場的「100個資料夾」,大多是此類評鑑),還要準備簡報、會場布置等。這是學校行政人員最害怕的,要準備這種評鑑資料,大概需要工作80-100個小時,而且心理壓力超大。而這種評鑑每個學校每學期至少會遇到一次,運氣不好的還會遇上三、五次。
 
4. 上傳:教育部或教育局處搭設一個網站,請各校把書面文件、影音資料(防災演習、腸病毒演練表演)都上傳,表面上環保又先進,但是常常遇到網路大塞車,發生「無法上傳」或是上傳到一半出現「上傳失敗」,讓行政人員做得心驚膽跳。而且有些資料還要先掃描或轉成PDF檔才能上傳,增加工作量。所以準備這種評鑑資料,工作時間也跟第二類差不多,大概需要工作40-60個小時。
 
5. 各項比賽:例如徵文、漫畫、海報、教案、學習單等。
 
除了「統合視導」之外,學校原有的行政業務(如每學期的課程計畫、採購工程、學生突發狀況、學生各類獎助學金申請等)及各縣市教育局處的「特色活動」(如小校轉優計畫、閱讀訪視、教學金像獎、公開課、校務評鑑、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等)也必須配合,其他單位也會「下指令」要學校配合,例如衛生局每年都會要求學校交各種傳染病防治計畫和宣導成果(有些縣市還會舉辦「傳染病防治計畫競賽」),消防局每年都要學校配合「消防小尖兵」活動、四到十月要學校每周五各班級任老師都要做「水域安全宣導」(今年有檢核表出來了,要各校依照檢核表內的指標準備資料上繳)、靖娟基金會要求學校每年都要填寫校園安全檢查表格(這些項目和防災計畫、消防檢查都重疊)。
 
所有人都忙著「做成果,反而沒時間「做教育」
 
哪裡出現狂犬病,學校要立刻做宣導;動保團體替流浪狗發聲,學校就要做宣導;韓國有MERS,學校也要宣導;八仙塵暴,學校也要宣導;台南登革熱失控,學校更要加強宣導;繳稅季節來了、稅捐處也要來宣導;大選來了,要做「不賄選」、「行政中立」宣導;塵霾來了,學校要宣導、做空汙警報……。九月才開學,學校就必須辦理祖孫日、友善校園週、十二年國教宣導、登革熱宣導、親子共讀、成績評量準則說明、防災、國民體育日等各項宣導及活動,請問這些活動或宣導利用的是什麼時間?學生的上課時間!這樣,教老師如何不趕課?教學如何正常化?行政人員忙著做成果已經沒日沒夜筋疲力竭,有什麼時間和心力去「服務教學」?
 
如果,再加上行政人員不願意做「假成果」、或是校長要求成果資料必須「完美確實」,行政人員只好向老師要資料、要老師配合做成果,久而久之,老師難免對行政人員有怨言,行政人員每天案牘勞形做一些「無意義」、「沒有成就感」的成果,做到流汗還被人家嫌,當然一有機會就逃之夭夭!萬一遇上校長很想「有所作為」,想要來發展一下「學校特色」,申請了專案計畫,發生「找不到人來當主任組長」的狀況也不足為奇了。〈延伸閱讀:【國民教育最大危機!】行政主管荒,學校運作停擺〉
 
至於各縣市教育局處人員,難道他們喜歡整天把「統合視導」掛在嘴邊向學校要成果、要資料嗎?他們為了要拿滿「統合視導」表格上的分數也是勞心勞力,這樣的公務人員,還有什麼心思去擘劃教育願景、規劃教育的未來發展?教育部的長官們,除了自身的業務之外,要看這麼多縣市的成果資料,相信也是耗神耗力。結果是:無論是教育部或縣市教育局處的公務人員、學校的行政人員及師生,全部被「成果」耍得團團轉、搞得人仰馬翻疲憊不堪;結果是:在「教育部統合視導」的壓力下,所有人都忙著做成果,而不是辦教育-「教育」,成了最大的輸家!
 
呂世浩教授在他的著作《敵我之間: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3》中提到一段秦二世胡亥和丞相李斯的對話:當時秦朝天下大亂,胡亥要李斯提出「既可以讓皇帝盡情享樂,又可以保有天下」的辦法,結果李斯建議胡亥行「督責之術」,只要嚴格的要求臣下,臣下就會乖乖聽話、不敢造反。結果秦朝「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意思就是「能向百姓收到越多稅金的就是賢明的官吏」,這種才叫做「能督責」,結果就是各級官吏不考慮百姓死活,上面逼他們,他們就逼百姓,造成走在路上的人有一半是被處以刑罰的,在菜市場被公開處死的屍體堆積如山,秦二世還覺得這樣好極了,然後說:「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做出一堆漂亮成果就是好學校? 這是我們想給孩子的優質教育環境?
 
現在的政府當然不會這樣對人民「強徵暴斂」,但是為了向民眾、向議會證明自己是「有作為」的,只好四處收集「成果」,收到越多成果的,就是「能督責」。以教育為例,教育部用「教育部統合視導」督責於各縣市教育局處,各教育局處也用評鑑訪視督責於學校,學校行政人員疲於奔命的應付,但是真正有益於的學生學習的部分是無法看到短期內的成效、無法做成漂亮的成果的(學生的品德如何做成果?拍下學生向老師行禮的影像就是有禮貌嗎?學生的學習力、學習興趣如何做成果?拍下學生在課堂上笑咪咪的照片就是有學習興趣嗎?老師的專業倫理如何做成果?做一本漂漂亮亮的教師檔案、填滿一大堆教專評鑑表格就是好老師嗎?)。過去用「分數」辦教育,學生還學到了「拿高分」的能力;現在用「成果」辦教育,學生到底學到了什麼?
 
「教育部統合視導」是為了督導地方教育業務成效,結果卻成了各縣市教育局處「造假」比賽!各縣市為了在統合視導拿到高分,什麼活動都要達到百分之百、都要做成完美的成果,結果呢?人民覺得台灣教育有變好嗎?學生的競爭力有提升嗎?在此,個人沉痛的呼籲教育部:可以暫停「教育部統合視導」嗎?
 
請相信學校的專業:學生學不好,每天面對他的老師一定比教育部的長官更痛苦;把時間還給行政人員,他們才有時間去協助老師去解決學生的行為問題、學習問題、去協助校長發展一些對學生有實質幫助的「學校特色」。
 
至於對各縣市教育局處的業務督導,就聚焦在有接受教育部專款補助的經費運用是否合乎規定即可,至於所謂「成效」,各縣市每年都要面臨「教育會考」這個大考驗,讓各縣市教育局處多一點時間和精神去思考如何提升本縣市學生學力,不是更能夠向人民交代嗎?至於各項宣導,現在電視、youtube、fb、line等各種媒體傳播管道那麼多元,不一定要仰賴學校做宣導,更何況像環境教育、性別平等、家庭教育這些重要議題也都會出現在教科書裡面,有重大新聞事件的時候學校也會適時對學生做提醒,或是配合媒體素養教育及讀報教育,需要做成果向教育部「保證」嗎?
 
讓「信任」取代「教育部統合視導」,這才是解決「學校行政人員荒」的根本之道!
 

2015年10月10日 星期六

[教育專訪]培育學生,也培育老師

原文轉自《翻轉教育》http://flipedu.parenting.com.tw/information-detail?id=1817
作者:張益勤、陳雅慧

她是台灣華德福教育的『教母』,很有使命感,像苦行僧一樣堅持。我真的很佩服她⋯⋯」這是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眼中,宜蘭縣慈心華德福實驗高中創辦人張純淑。
台中市市長林佳龍回憶起二十多年前,第一次遇到張純淑,也是第一次聽到「華德福」。「那時單身的我,聽不懂,也沒什麼感覺……沒想到,現在我的孩子也讀華德福學校。」林佳龍後來因為台中有華德福學校,才和太太下定決心在此定居。
前雲林縣縣長蘇治芬任內推動小校轉型,曾在二○一一年參觀慈心華德福實驗學校,回雲林後也開始推動公辦公營華德福實驗學校。
前台北市教育局局長丁亞雯,三年前,因為身邊友人為孩子移民宜蘭讀慈心華德福,好奇親自帶著台北市校長到宜蘭觀摩,並在全市校長會議上專題報告。
一千七百名老師參加師訓
宜蘭慈心華德福實驗學校成立十九年,從幼兒園辦起,現在完整的銜接到高中;早已不只是一所額滿排隊學校,而是支撐台灣實驗教育遍地開花的資源和人才平台。
八月一日起,慈心華德福實驗中小學,正式改制宜蘭縣立慈心華德福實驗高中。這十九年,慈心華德福不僅培育學生、也培育老師。二○○二年起開辦的師訓課程,至今有近一千七百人,參加三年制華德福師資培育。今年報名師培課程有近三百人,還有好幾位遠從香港和廈門每個月飛來上課的學員。
慈心的暑假校園,少了到處跑跳的孩子,仍舊人車川流不息。
新北市的主任研習班,開著好幾輛大型遊覽車,載著新北市的未來學校領導者進入校園和教室參觀。校長王智弘估計,每年大約有一千到兩千人次參訪學校。
七月底,連續三天,來自香港、高雄、台東和雲林的華德福學校老師們都來到宜蘭,和慈心的老師們分年級開小組備課工作坊。
慈心的暑假辦公室,除了行政人員,還有清大的年輕研究生在學校長期駐點進行田野調查。
很難想像,從沒有法源、財源及團隊開始,催生慈心華德福幼兒園到高中的人,是一個說話輕輕柔柔,學生口中的「純淑奶奶」。
今年六十四歲的張純淑,是天生的老師。只要遇到小孩就像變了一個人,她會拋開身邊的大人,笑起來眼睛瞇成一條線,專注彎下身和孩子說話。對於小孩正在做的事、說的話,總是有發自內心的好奇。
她看著學生的眼神,總是充滿了驕傲和關愛。
張純淑出生在宜蘭農家,從小在大人面前是個乖巧又能幹的小孩,掃地、煮飯、施肥、抓蟲等家事一手包辦,十歲就可以煮一桌菜招待客人。在人前總是安靜,被大人叫做啞巴,其實她從小就喜歡和自然、和自己對話。
童年,除了種花、種菜,張純淑跟雲玩、跟河玩、跟動物玩,天氣好的時候就拿草蓆出來,躺在外面,開始看雲作夢。
心疼孩子不快樂,決心辦校
十九歲師專畢業就當老師,這條道路,是以前女孩最理想的出路,人生的勝利組。但這個不愁吃穿的鐵飯碗,卻讓她失去原本的活力,開始反思老師和教育的價值。
「每天我把字抄在黑板上,讓孩子抄在簿子裡帶回家寫,隔天再抄回來……如同當年老師教我時一模一樣……周而復始心裡很不舒服,這樣對嗎?」
不只僵化的教育讓張純淑覺得不對勁,都市裡疏離的家庭關係,更讓她覺得窒息。
「有一次我請小孩畫『家』,結果我的一個孩子,畫了一棟高樓,開了好幾扇窗。每扇窗被鐵窗封著,裡面站著是不同的動物。」一幅圖畫讓張純淑淚流滿面,決定替孩子找一條不同的路。
從台北逃回宜蘭,創辦慈心托兒所是張純淑改變的第一步。
回到宜蘭,張純淑形容自己花了十九年尋找「對的」教材和教法,「大概你聽過的所有教學教法,都嘗試過、也失敗過,其他老師們都覺得我是善變的女人。」
適逢四一〇教改,張純淑也義不容辭參與了「幼兒教育白皮書」的制訂,將教改視為社會改造運動。
直到一九九六年,在德國斯圖加特遇見華德福教育,看到老師和學生溫暖的互動,讓她動容:「我好想當這樣的老師呀!」
張純淑認為,在學校裡,老師才是最重要的角色,因為他們是第一線接觸孩子的人。她辦學重視團隊,將自己放在幕後,有需要時才會跳上火線。
張純淑的教師團隊裡有留歐、留美、畢業於全台名校,抱有理想主義的高材生,或跟她一樣,當過公校教師卻不願被體制束縛的改革者。每個人各有想法,對教育各有想像。
大小爭執是辦學生涯中的常態,溝通變成求生技能。她回憶,創辦學校前三年,團隊經常因為一個課程討論就讓老師們「哭的哭、鬧的鬧、氣的氣」。老師、家長都很疲憊,學校差點垮掉。
但張純淑從來沒有放棄過溝通,「我要大家靜下來想,到底孩子需要什麼?」一句提醒,喚起了團隊老師的初衷,點醒老師對孩子們的責任。
「其實會來體制外學校的人都是有理想、有個性的人」,張純淑將每個老師都當做寶。「學校最重要的就是老師,」張純淑不斷強調。
曾經擔任過公校老師,張純淑明白公校老師的限制。她還記得,每次段考的年級排名,關係著老師的面子,讓老師們始終擺脫不了用成績評價孩子。「平時感情再好的同事,段考前可以兩個星期不說話,而且會偷看別人複習什麼,」張純淑坦承,連自己也很難抗拒這種較勁的氛圍,「競爭的思維是老師的慣性」。
面對這樣成長環境養成的老師,張純淑不指責、不批評,而是用陪伴與肯定,讓老師把心打開,看到孩子不同的面向。漸漸讓老師們不但把教書當做志業,更要成為一種生命任務。「像家人一樣陪伴」,過程中有被支持的老師,久而久之,也會去支持別人,讓更多人受益。
把學校當平台,納入家長力量
張純淑也延續了社會改造運動的理想,將學校當做平台,經營社群,把家長都納入。家長參與,這也是讓其他學校最羨慕的資源。
但這樣的凝聚力量,也不是天上掉下來。張純淑帶領的學校團隊氣氛,讓家長感覺分擔學校工作,是一起創作的過程,更是學習新事物和參與學校與孩子成長的機會。
去年,慈心高中部確定落腳蘇澳國中的一棟荒廢二十多年的教學大樓,在非常倉促的期間內,學校必須完成說服家長、學生和執行「邊做、邊想、邊找錢」的改建工程。學校後來發起「慈心高中舊校舍整修再生藝術勞動假期」,讓親師生在暑假可以自由的抽空來參加改建工程。
天的改建工程,設計就像是學校的木工課、打掃課和建築課。每天中午有志工家長輪流準備午餐和冰西瓜一起分享。整整花了暑假前前後後共七十一個工作天,超過七百人次的親師生,一起投入改造工程。
「教育最重要的就是過程,當我們一直想推動環境教育、永續教育,那我們就應該做給孩子看,」參與的家長謝東育感觸很深。
很多投入體制外教育的人,出發點是為了自己孩子找出路;但張純淑不是,她是從老師出發,希望為新一代的孩子開啟不一樣的選擇。這是為什麼她可以走得比較久,不會因為自己的孩子長大,就停止前進。因為總是有新的小孩,需要不一樣的學習。「我的小孩都來不及念我辦的學校,」張純淑雖然遺憾,但也清楚教育就是急不來。
從一九七六年創辦慈心托兒所開始,張純淑做為台灣華德福教育的先鋒,可稱做是宜蘭的傳奇人物,但她依然最喜歡當老師。「每個生命都需要愛」是張純淑一生不變的初衷,她愛孩子也愛老師,也用愛和行動陪伴學校、改造社會。

2015年9月29日 星期二

「校長蓄奴,助理吃土?!」台灣為什麼不行保障學生勞動權?

轉載自《天下雜誌》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1175
作者:程晏鈴

全台160多所大學校長全體連署,所為為何?你在唸書時,擔任老師的助理,到底算不算勞工?所得是學習領獎學金的恩賜?還是付出勞力獲得保障的權利?

「校長蓄奴,助理吃土!」時序近秋,大學開學進入第二個禮拜,然而,因為大學兼任助理納保爭議仍懸而未決,行政院前激烈地上演學生與校長的對立戲碼。熾熱的太陽下,學生憤怒走上街頭,高舉標語,一字一句,憤恨不平表露無遺。由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發起,召集包括台大工會、政大勞動權益促進會、清大學生會等18個團體等待行政院官員為納保爭議提出對話與解方。

行政院前灑了一地的紅墨水,象徵學生血汗,也同時潑灑在印有各大學校長頭像與相關言論的板子上,同時學生再次高喊三項訴求,希望全面落實學生兼任助理《勞基法》的權益、全面廢除「學習型」助理,以及擴大教育經費,補貼兼任助理納保費用。

行動開始前幾天,正值開學第一個禮拜。

那是勞動部給各大專院校設下的期限,希望各大學能在開學前提出方案。許多學校如火如荼地開完第一次校務會議,卻也在會議結束後,全國160多所大學的校長做出了一個決定。

由國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國立中山大學校長楊弘敦發起全台大學校長連署,向行政院長毛治國陳情,希望勞動部尊重大學自主,將學生兼任助理及工讀生排除在《勞動基準法》外;同時停止勞動部與教育部頒布的保障及處理原則,強調如有爭議應該以個案處理;並希望勞動部給學校1年緩衝時間。

這是台灣教育史上難得一見,由全台160多所大學校長全體連署,共同站出來發聲。

時間退回到今年6月,教育部與勞動部頒布「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將大學兼任助理劃分為「學習型」跟「勞雇型」。處理原則中特別指出,只要牽涉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以學習為主要目的的兼任研究助理及教學助理,與學校間非僱傭關係,因此不適用勞基法之保障、無須納保。

此原則一出,各大學紛紛祭出不同的應對方式,師範大學開始廢除兼任助理,改採師徒制,而政治大學也因為成本考量裁撤了4000名兼任助理。更有超過一半的頂尖大學,採用開設零學分課程的方式。

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林佳和認為此原則看似釐清學生勞動與學習的關係,但事實上是以學習的外衣去包裝勞動。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也批評,各大專院校用各種方式規避法律規範,將助理納為「學習」型,不為勞工納保,儼然違法。

學生納保議題從6月開始延燒,更激烈地敲響各大學校長口中「師生關係變化」的警鐘。

「校園倫理被破壞了,」前教育部長、現任臺灣教育大學系統總校長吳清基顯得無奈。台北科技大學校長姚立德指出,現在全台灣有百分之90的大專院校校長參與連署陳情,他認為台灣的法律尚未準備好面對學生納保,目前沒有三方皆贏的制度,學校也沒有經費可以支付勞僱型助理的納保費用,才會希望行政院出面協調,「我最擔憂的是,尊師重道的倫理精神喪失,」他說得語重心長。
但全國教師總工會副秘書長羅德水認為,教育體系具有多重組合的關係,教授跟助理有學習關係但確實也有勞雇關係,台灣過去就是過於強調單一的師生關係,淡化存在的勞雇事實。

「不能因為有學習關係,就忽略勞動的事實,有勞動的就是勞工,不能因為是學生身分就改變,」林佳和強調,先進國家例如日本跟德國,早已承認學生納入勞工的保障範圍。

最一開始的爭議植基於對於學生助理的定位與角色,後來隨著勞動部與教育部原則的頒佈,爭議開始轉向討論學生納保後的優劣,讓學生自行選擇,但這些選擇,卻讓學生與教授承擔更多壓力。

對於各校自行約定與選擇,林佳和大呼不敢想像,「從法律的角度來看,是勞動就是勞動,不會因為你選擇學習就變成學習。」

《天下》記者發現,除了師大用師徒制,超過一半以上的頂尖大學讓學生與教授自行約定助理的型態,簽訂合意書(見表),在過程中提及若選擇勞僱型助理,學生的研究成果會歸屬於雇主、有200到600的薪水必須納入勞退基金、以及可能減少工作機會等衝擊,引導學生選擇學習型助理。

政治大學社會所博士生林奕志以自己的經驗說明,剛開學時曾和教授合意選擇勞僱型助理,但一個禮拜後,教授卻遭到校方約談,要求教授將勞雇助理改為學習型助理,否則將解雇林奕志,施壓意味濃厚。

林奕志回憶當時詢問校方改為學習型助理的原因,其中一個理由是「只有一個勞僱型助理對其他學習型助理不公平」,林奕志笑說,連學校自己也知道勞僱型對學生比較好。

各大學將學生納入學習型助理,主要說法不外乎是為了給予弱勢學生更多工作機會,以及校園本來就是學習的場域。

但事實是,因為缺乏經費與緊急應變能力,人力不足,讓各大學措手不及。中山大學行政副校長吳濟華就坦言,中山一年有4000名工讀生,「若全部都是勞僱型助理,學校會吃不消。」目前其勞僱型助理比重占兩成。

清華大學主秘李敏也直言,清大的人事編列預算每年以1億6500萬起跳,超過學費收入的5分之1,「勞動成本增加,我們也要求勞動要更有效率。」強調若全面將學生助理視為勞工,需要的人事成本不只雇主負擔的勞保費用,還有其他行政人事費用,意味著學生納入勞雇助理,不符勞動成本效益。

然而,檢視各國先進國家作法,全部嚴格區分勞動與學習的型態,只要有勞動事實就將學生全面納入勞保,最晚的是日本,也在1992年實行。美國勞動部引用最高法院說法,明確用六大原則規範學生與雇主之間的雇傭關係。曾在英國留學的林柏儀也指出,英國對學生兼任助理不但勞健保都有保障,更因為考量到學生的弱勢處境,其獲得的保障甚至比一般勞工更多。


回頭看台灣,為什麼台灣做不到?

林佳和分析,台灣的問題出在經費短缺,尤其因為台灣的國立大學中許多兼任助理的報酬不高,其額外的工資附隨成本(包括勞保、健保、勞退)佔工資比例相較其他國家最多25%到30%,台灣工資附隨成本佔工資比重將近80%。

而將學生納入勞保勢必增加人事費用,對於已經編列好每年預算的國立大學而言,經費相對吃緊。包括中山大學、清華大學以及台北科技大學都向《天下》記者說明,目前預算都已經分配給各系所,由各系所自行決定如何運用,而納保與否也牽涉學生工作機會的減少。

最關鍵的,卻還是心態問題。

每一個大學校長,重複提出的,就是尊師重道的心態,而政治大學校長周行一也提出這些獎助學金是「恩給」的說法。「看學校怎麼去看待這些幫他們做事的學生就知道了,」林佳和解釋,深層的問題還是心態。每一個國家的學生在爭取成立工會,要求納保的過程中一開始都會受到很大的抗拒與衝擊,日本也是,但最後還是接受法律規範的事實。

學生兼任助理的憤怒,不只蓄勢待發,而其他國家也經歷過同樣的掙扎。

解決爭議的鑰匙還是在於預算的控管,以及社會對勞動權的進一步認識。握有國立大學預算控制權的教育部,該思考的除了進一步釐清學習與勞動的差異之外,追根究柢,增加預算編列,讓各大學不因成本考量而讓學生失去保障,才是解決的契機。

2015年9月13日 星期日

[專訪節錄]為什麼不可以講髒話?一個歷史老師:誠實與孩子討論所有的「不可以」,就是教育

轉錄自《商業週刊》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KBlogArticle.aspx?ID=13730&path=f&pnumber=1

撰文者:黃士誠

身為高中老師的你,正在黑板上寫重點摘要,回頭一看,有個同學趴在桌上,睡得正熟––又是他!不曉得第幾次了!
你會怎麼做?
「都高中了,隨他去吧,自己的行為自己負責。」
「白目嘛!那麼多次了!一定要抓他去學務處!」
你是哪一派?
誠實討論小事,培養師生默契
台中市嶺東高中的歷史老師陳燕琪,不屬於上面任何一派。「我會一直叫醒他們。」她說:「我會告訴課堂上睡覺的學生:我要一直叫你,要確定你是身體不舒服?或只是很睏?如果不舒服,快去保健室;如果很睏,那就睡一下,我覺得差不多了就會再叫你。」
那學生不就天天上課睡覺?陳燕琪回應:「通常學生最多只要被叫一次段考的時間,一個月左右,以後上課就會抬頭看我了。」看妳?也不見得是專心上課吧?有什麼用?
「從睡覺到抬頭看老師,已經進步很多了,應該先肯定他吧?」陳燕琪頓了一下,這才說:「我不知道那些說學生『白目』、不理老師的人花了多少時間啦。跟學生培養默契,本來就要花時間。」
要多久?以陳燕琪的經驗,有時要花一年,而通常要一學期。這麼長的時間,要做什麼來「培養默契」?她說:「跟學生討論各種事,就是在培養默契。」有時,討論的不過是小事。
例如:上課不能轉筆,原因何在?「通常都說因為『會影響別人』吧?」陳燕琪笑笑:「要對學生誠實。真的是影響『別人』嗎?不是老師自己在意嗎?如果是,就誠實地告訴學生:你轉筆,我會分心,請你幫忙。當然,如果真的只是怕影響別的同學,也可以直接跟學生說。」
再例如:不能講髒話,理由在哪?陳燕琪會仔細跟學生談髒話當中的父權思想、威權心態。一如她所言:「學生常常不懂髒話的意思,只是從大人那邊學到而已。好好跟他談,就算他不能馬上改掉講髒話的習慣,但他會知道:你在意這件事、這件事為什麼是不尊重人,至少在你的課堂上會少說。」
一次次談論彼此對各種事情的想法,師生的互動模式就慢慢成形,課堂的默契就是這麼來的。
不再體罰,是因為一段心痛的回憶
看樣子,陳燕琪就是那種「很人本」、不打不罵的老師。事實上,她在台大歷史系讀書時,的確修過人本董事長史英的課。
「史老師在教育學程中心開的課,會談『以人為本』。但我總想:這種理念在教學現場能成功嗎?要打個問號吧?」
幾年後,她第一次執教鞭,也真的揮到學生身上。「第一次找到教職沒多久,我就打了學生。」對她而言,那是個心痛的記憶。
那是學期初,她任教的班級因故換了導師;原本的導師很受歡迎,因此同學們心情都不太好。有個學生開學後沒多久,就出現從沒有過的各種行為問題:不愛上課、抽菸…終於有一次,在他又被抓到抽菸後,陳燕琪忍不住打了他。「我很心痛,他為什麼要放棄學習呢?他本來不是這樣的。所以就動手了。」
「事後,我問自己:打了之後,他看起來順從了,但問題解決了嗎?如果說打他是為他好,那為什麼『為他好』不是替他解決問題?他一定很愛本來的導師吧?導師離開,對他的打擊很大吧?他需要的是幫忙,不是處罰吧?我有幫他嗎?」一連串的自問,讓他的心,比發現學生放棄自己時更痛了。
後來,陳燕琪跟這位學生談了導師的事,陪他慢慢走過低潮。再後來,陳燕琪決定不再體罰學生。「當然,我可以不體罰學生,是因為我跟他們關係好、有默契。要跟學生關係好,其實不需要『用力』,不需要記過、打人,讓他們聽你的。」她說:「那麼用力,學生很容易覺得你是為了自己工作方便才處罰他;而那樣的老師,通常是在想:不打也可以啊,那學生出了事,就別來找我。這一來,師生關係會好嗎?」
她講起台大教育學程的「教育概論」課:「第一堂課,老師跟我們談『什麼是教育』,那時候我才知道,在中文裡,『教』是『攴』部,就是一隻手拿著樹枝打人;『育』的上面是個倒過來的小孩,就是說小孩的行為都是倒錯的,要讓他改正。不改正怎麼辦?打。 中文『教育』兩個字的源頭,讓我知道為什麼我們老是說打是為你好。在西方,education是引導,是為未來做準備,而不是『為你好』。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顛覆。」
中文世界的「教育」,從一開始就有包含威權,難怪打罵一直存在、難怪我們不習慣課堂討論、難怪我們不教如何思考對錯––服從就是了,何必討論?有權者說了算,何必思辨是非?進一步,在權威之下,犯錯既然意謂著懲處,人們怎麼能誠實面對錯誤,而後討論錯誤?「追求和諧」於是成了許多人的反射動作。
學歷史,是在討論人和社會的關係
小學時質疑和諧、大學時體悟權威,陳燕琪一路走來;走進自己的課堂,她當然盡力避免權威、也要挑戰和諧。
「我的課堂上,學生對我講的、對課本寫的有疑問,隨時可以發言。學生會質疑我或彼此質疑,但我們會討論;他不一定會同意我,可是我們會知道彼此的想法。」
「就像每次談到廢死和同志婚姻,學生們一定兩邊會各執一詞,沒辦法彼此同意。但那也沒關係,不一定有結論,不用非得『求同』不可。」
「這個過程,一次又一次,就會形成一種能力,就是歷史課要帶給學生的能力。」具體來說,那是什麼能力?
「是同情理解的能力,也是思辨思考的能力。你無法直接接觸歷史人物,所以得設身處地去想:那個人在那個時候,遇到那種事,為什麼做了那個決定?到最後,你會知道學歷史就是在討論人和社會的關係、和國家的關係––人面對社會的壓力、國家的壓迫,可以怎麼做?」
歷史人物面對國家壓力,決定各有不同。而陳燕琪面對國家壓力,也做出了自己的決定––在反課綱行動中,她堅定地站在教育部的對立面。在她看來,教育部的錯誤很明顯:「他們說要新舊課綱並行,說是兩種史觀。就算是好了,但無論什麼史觀都要符合事實吧?你說歷史事實很難講,那至少該符合最新的學術研究吧?光從學術研究來看,課綱裡有很多地方是有爭議的,這已經是社會共識了。面對高度爭議,教育部應該更審慎,而不是說要並行、迴避問題!」
不迴避、不求和諧、不順服權威。從歷史與教育的省思中,陳燕琪學到了這些;而如今,她正用行動來展現這一切。
考量篇幅,本文有部份刪減,原文請讀《人本教育札記》第315期

版型採用www.templateism.com的FlatMag Responsive Blogger Template. 技術提供:Blogger.

 

© 2013 NTUEDUSA . All rights resevered. Designed by Templateism